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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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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诺奖:每年一度的“中国难堪”  

2013-10-15 16:23: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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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在所住小城市一很私人的场合,有在房地产方面非常成功、隐身而退的人士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有大的经济政策调整,但不知道“釜底抽薪”的新闻报道含义是什么。我给他解释说:中央政府已经陷入房价推动的通胀与地方财政来源的卖地主流,这么个困境之中,被夹住了,若真有釜底抽薪之举,大多是抑制地方土地财政,从而降低房价暨通胀水平。

不是自诩,作为“名人”,我能出席的场合一定是在小地方有品位的,也必然是东道没有官方身份的。但是,该位成功人士的说法却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所有做得像点样子的企业家,都不是在等市场而是等政府。在这个真问题之后,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那就是:究竟是政府内化于市场,还是市场内化于政府。换言之,用“市场失效”、“政府失效”之类的公共选择理当中的概念来看待宏观经济,已经完全没有意义,尽管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获奖者当中有两个人分别涉及到市场有效、政府有效问题,即意见相左。官媒的报道说其中一位警告过中国,说房地产市场有泡沫。言外之意,认为政府有效,干预会产生预期效果。

政府内化于市场是基本事实,我写过短文解析,很通俗。短文所在的集子,我签名送给了东道的孩子(夫妇)一本(由孩子妈妈、我的球友代转)。但是,我总不能跑到楼下“暂借”回来,翻开书,给那位口口声声叫我“老师”的企业家宣科一番。我很尊敬他,但无意说服他接受我的“政府内化于市场”的理论,尽管在不少我认为有品位的场合(比如陌生旅途上偶然且兴趣一致的攀谈)我经常以“显摆”成就的方式说服对方。

有人也许要问:你就有资格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啦?

不是!差远了。一者,这个全新的理论观点尽管有很好的实证,但还仅仅是一篇文章,没有形成一部著作来系统描述;第二,有了著作还要出英文版,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知晓,但是就凭这个选题在中国也出不了书。【当然,我拥有境外出版渠道,可以出书。不过,未来几年,我主要精力是研究实证政治学,为后威权时代做理论准备。】第二个问题并不政治化,尽管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极端到走火入魔。依学术逻辑而言,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进行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有深厚的政治学学养。而在中国呢,几乎没有可称为政治学的学术,有的也是民间自由学者的研究那里且需要锦衣锤炼。后者也不可能在国内发表成果,在国外发表是不二之选。

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实证,你不能不说,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都是中国的一个难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官媒又不得不炒作这个话题。每年诺奖获得者的美国人占比,对经济与军力、国际影响已经身居世界第二的中国仍然是极其强烈的讽刺。不管你对爱国主义持什么样的态度,人家在分子项或多或少总是有的,你这里大多是零,极为偶然地才有个一,而且一下子就挂上政治性。把政治性太强的诺贝尔和平奖排除在外,难堪仍不可避免。莫言曾获文学奖,作为一个异数,对抵销每年一度的持续难堪并没有实质作用,反而吊得中国人胃口更高了。

科技部长曾被问及中国何时出诺奖获得者,就是理工、科技方面的,如医学(或生理学)、化学、物理学,部长不敢作答。不作答的最现实难题是:每年万亿人民币的国拨科研经费有百分之四十不是用于科研本身,甚至有人从中大肆贪污。先不用说谁贪了,贪了多少,政府主导的科研经费拨付也即项目选择本身就是问题,这个机制本身就是扼杀创造力的“铁腕”。依据以上我的“政府内化于市场”的理论,这个机制是个绝妙的反证。中国没有创新力或者说创新能力极低,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现行制度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制度体系一直为自己的正当性而奋斗,以至于出现意识形态的走火入魔情形。

为了正当性而奋斗就要做一些很表面的事情,在科技上也不例外,什么神几航天啦,什么大大舰船啦(还是买来的壳子),什么超快计算机啦(CPU还不匹配),总的来说,要的是宣传效果。而今全球主流型科技已经进入超微观时代,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是之,它是物理学领域的。在化学领域里,化学反应进入微观计量阶段,描述电子在原子核之间的跳跃情形;在医学(或生理)领域,获奖者揭示的精确的细胞内物质运输情状。两厢差异之巨大,或许又为那些反对普世价值的人提供了口实。在这个层面,“讽刺”已经全然没有意义,若有中国人或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感,还是老实反思为好。把意识形态走火入魔的狂热转到谨慎踏实的科学研究上,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等政府而后等市场的制度体系里面,研究者无一例外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成功人士的同行者。所以,不管你是隐然低调也好,你是豁然高调也罢,不可能自甘坐住冷板凳。诺奖获得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能坐住冷板凳的人。不是如毛泽东所说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至少也是个“脱离了官本位的人”。这又是个天方夜谭的说法。因为体制内研究者的待遇身份无一例外地与行政级别相比照,住房、坐车、经费诸项都会套级别的。

国外观察家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拿到钱后有一些人会卖房子,这说明获奖者此前没有自己的产权房,或是租房房客。就这一项,中国人也受不了。假定一个研究所的大牌教授至今还没有一套宽敞的住房,领导会背上不尊重人才的指责,而教授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会在此前闹起来。中国人,好面子嘛!没个体面的住处,还搞什么研究嘛!

我还是说我没有“觊觎”诺奖的想法,现有的经济学、政治学研究成果足以满足“虚荣”——按我个人的信仰而言,“上帝的恩典已经足够了,我不奢望更多”。但是,每每不得不“显摆”这些成果时(如上面说陌生旅途的兴趣攀谈以及开头的白话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私人场合),也会遭遇尴尬:有人或不相信我是生活在四线小城市的“大牌学者”,可能在“冒充”我自己(在旅途中,若是对方手机能上网,我就让人家在百度上搜我的名字和照片,其次才是成就);有人则大为惋惜(比如上面说到商业成功人士),或说国家该养起我来或说“你该在北京发展”。

所有说辞都是典型的官本位、级别观念的产物。从这点上看,每年诺奖都是一次“中国难堪”,一点不夸张。开个玩笑,只针对“在北京发展”的说法——别的不说,我的肺实在受不了。

再有呢,就是不像玩笑的“玩笑”了。绝大多数体制内研究学者(尤其男性)的研究方向都发生了偏差,就像大学毕业生择业偏差(非当公务员不可)。学者若有资格的诺贝尔奖,大体也是医学(或生理学)方面,因为他们太专心于女人的阴道,以至于超过了专业研究。

这样说,不是以粗俗吸引眼球而是有实证的。据官媒透露,一个研究地球物理(或者地质学)的权威专家犯了法,原因是与情妇大量贪污研究经费。还有,再早一些的有名有姓的中央编译局一把手长期迫使手下一位女博士提供免费性服务,也算得上“阴道专家”了。还好,局长与博士的本专业都与诺奖范围无关。严肃地说,据我所知,处于“学徒”阶段的学生为导师做“性打工”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还有,一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自怨自叹为“学术民工”,给导师白干活,出了成果(比如一篇论文),导师自己署名,把“徒弟”的名字给写在次要位置就是十分积德了。

 

      2013年10月15上午,闲笔于含溪轩(新)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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